NPO和社会企业的中国无奈张涛 (作者是ACBridge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及执行董事，泰力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执行董事，目前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Mason Fellow)，就读资深MPA 项目。本文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雇主是非营利性组织，而且得意之作是帮助这家机构把业务成功地拓展到了亚洲，我的大照也登上了年报。因此我一直对非营利性机构(NPO)以及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个领域不能释怀。由于后来大部分时间都在私营企业界工作，我本人对通过市场运作来实现社会责任的所谓社会企业尤其感兴趣，并且我始终坚信商界人士的十八般武艺同样也能在这个领域施展开来。 来到哈佛肯尼迪学院之后，这方面的兴趣更有被扶正的感觉。我也关注起中国目前社会企业的发展问题，而且在某跨国公司的资助下开始参与一个和四川地震灾区有关的公益项目。总的感觉是，虽然去年的四川大地震唤醒了很多人的公民社会意识，但在现今推崇财富和权力英雄的中国，NPO和社会企业的大环境依然充满挑战，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大多还在很辛苦地上下求索。 前些时候几位中国的社会慈善家到肯尼迪学院开讲座，最后问答部分有学生问其中两个非营利性机构的负责人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两人的回答几乎是同出一辙，基本意思都是官场勾心斗角太厉害，商场挣大钱又很难，所以才会跑到这个领域里来。由于早已习惯了国内来人在封闭性的学术环境里官腔依旧，这两人的实在倒真是让我耳目一新。不过，我觉得这也从侧面多少反映了NPO和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无奈现状。 “社会企业”这个名词其实最早诞生于哈佛商学院，和传统的非营利性机构不同的是，此概念既包括利用商业模式完成社会使命的非营利性机构，也涵盖主要目标为服务社会的营利性机构。不管是否以挣钱为目的，社会目标和商业化运作是社会企业的两个共同之处。 哈佛商学院在社会企业方面有一位叫Michael Chu的华裔专家，目前在商学院教授一门叫《金字塔底的生意》的课程，针对致力于服务发展中国家低收入阶层的创业和投资人士而设，很受学生欢迎，也吸引了不少肯尼迪学院的学生专门跑到河对面上这门课。 Chu的经历很有意思，生在云南昆明，长在南美的乌拉圭，后又长期在美国打拼。在致力于社会企业之前，他在知名的私募股权机构KKR做了14年的有限合伙人，本人也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的研究重点是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来同时创造经济回报和社会价值，对低收入人群尤为关注。除此之外，Chu还是一家设立在墨西哥的基金的执行董事和共同创始人，专门投资那些服务社会和经济底层的商业机构。 我和Chu是在梅森学者讲座上认识的，当时和他探讨了关于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后来在豪泽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的一次会上再次聆听了他对中国的看法。虽然Chu没有在中国的具体操作经验，但我觉得他的理论框架和来自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体会还是颇有可以借鉴之处。 Chu 认为有几个因素令NPO和社会企业的发展在中国举步维艰。首先他的经验是政府的权利如果过于集中和强大会限制民间组织的发展空间，其次他觉得市场机制在中国的有待健全也会影响这些组织的健康成长，另外中国尚缺失诸如美国针对NPO的特别税收待遇等技术支持。他举例说，在哈佛商学院和中央党校举办的关于公民社会的一次研讨会上，他首次听说了所谓GONGO(“政府拥有的非政府机构”的英文缩写)的概念，当时颇有被雷到的感觉。 由于Chu的投资和私企背景，他给我的印象是对传统意义上的非营利性机构不太感冒，认为不少这样的机构有心无脑，甚至只会伸手要钱，具体运作起来往往缺乏效率和效能，好心办不成事的例子大把存在。因此，他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也同样寄希望于更多商业平台上的运作，认为这才是社会企业得以生存和壮大的终极之路。 从商这些年来，我一直很推崇的一句话是：硬心肠创业，软心肠济世。结合Chu的观点来看，对于任何NPO和社会企业来说，怎样做到兼及二者，又避免双手互搏，应该是在当今中国最需探索和实践的话题吧。（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 
发表于 2010-1-5 17:00
